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催化下,西方政治极端民主化、经济极端市场化、社会极端自由化积弊尽显,陷入深刻危机。华尔街神话破灭,西方制度光环褪色。伦敦骚乱、默多克新闻集团丑闻等使西方所谓自由、人权的虚伪性和双重标准暴露无遗。
一是虚拟经济的膨胀削弱和腐蚀了西方的生产力。西方特别是美英推崇金融至上,大搞“以钱生钱”的“金融创新”,实体经济和产业日益萎缩,不仅导致“金融泡沫”破灭后迟迟形不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也造成拉动社会就业能力严重缺失。
二是借债消费的模式累积和推高了西方高福利、高赤字、高债务“三座大山”。西方在“寅吃卯粮”的惯性轨道上越滑越远,去“三高”将是漫长艰难的过程,而且伴随着极大的政治风险。
三是金融阶层暴富加剧了西方社会贫富分化。作为社会稳定支柱的中产阶级日益缩水,社会结构由传统的“橄榄型”变成了“金字塔型”。
四是大资本集团绑架西方政治,党派极化现象突出。当前掌握巨大政治能量的是金融巨子,而不再是石油和铁路大亨。选票和党派利益至上严重损害了国家整体利益和决策效率。
五是西方制度赖以运行的外部有利条件日益丧失。全球化打破了西方在资金、资源、人才、技术等领域的垄断,加剧了西方产业和就业岗位的流失。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同发达国家的实力差距不断缩小,使西方操控世界的杠杆越来越少。
同时要看到,西方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仍占绝对优势,并拥有雄厚的科技、教育基础和强大创新能力。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西方国家更不甘坐视新兴国家快速发展,将想方设法对外转嫁危机,加大对新兴国家的管控和打压,极力维护其既得国际权力。
三、深刻认识西亚北非乱局,把握其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
一要准确认识西亚北非乱局发展走向。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国发生动乱或内战,伊朗问题升温,地区国家进入多年未有的社会动荡期。地区内力量对比此消彼长,国家关系出现新的分化组合,地区形势要实现从破到立、由乱到治将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
二要深刻认识西方“新干涉主义”的危害。西方对利比亚空袭开创了“干涉主义”的新模式。相较于伊拉克战争,西方更多地谋求“合法化”,不仅推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还积极拉拢阿盟等地区国家参与行动。美国退居“二线”,但实际上仍是幕后主导。与以往大规模轰炸直至出动地面部队的做法不同,西方对利比亚采取的是有限度、有选择的空中打击。这些“干涉主义”的新表现,是西方迫于形势的无奈之举。“干涉主义”本质上是对国家主权原则的背离。作为制止侵略、屠杀等暴行的手段,“人道主义干预”具有一定的目标合理性。但西方的大多数干涉行为,是打着人道主义等幌子,为实现自身利益而采取的选择性行动,会对国际关系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侵蚀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基本准则,危害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加剧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的离心倾向,增加有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难度。西方将西亚北非乱局称为“阿拉伯之春”,同“布拉格之春”相提并论,认为其是推行西方民主化的又一胜利。国际上反华敌对势力企图“祸水东引”,图谋搞乱中国。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要帮助青年学生提高政治敏锐性,积极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
四、深刻认识亚太地区形势变化,客观评估我国的周边外交环境
一要看到亚太地区战略地位上升。亚太地区保持了总体稳定的良好势头,区域和次区域合作方兴未艾。亚太占世界人口的40%、经济总量的55%、贸易总量的44%,其中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亚太越来越成为世界上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各主要力量在亚太交汇并存,竞相加大对亚太关注和投入。
二要客观看待美国亚太战略调整。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明显加大对亚太的战略投入,高调宣扬“美国的太平洋世纪”,拉紧同地区国家军事同盟,挑拨地区国家间关系,插手地区热点问题,利用东亚峰会、“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等力图主导区域合作方向。但同时,美国受到内外牵制很多,其亚太战略调整不乏虚张声势的成分,能否持续投入仍待观察。美国更多是拉拢地区国家为其出钱出力,对美国开放市场,帮助美国脱危解困,并没有给地区国家发展带来多少好处,其煽风点火的做法有悖亚太和平发展的大势。地区中小国家努力在大国间寻求平衡,不会完全倒向任何一方。
三要坚定对我国周边外交的信心。过去十年来,我国同周边国家关系取得了长足发展。我国同14个陆地邻国中的12个解决了边界问题。中国已经成为周边11个国家以及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7个国家的最大出口市场,给他们提供了创造就业、拉动经济的机会。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利益交融日益深入,各层次对话合作与人员往来十分频繁。10+1、10+3、中日韩、上海合作组织等一系列区域合作机制蓬勃发展。今后,谋发展、促合作、求稳定仍是地区形势的主流和大势,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只要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开放合作,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就没有人能包围我们,也没有人能把我们排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