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农民利益 尊重农民权利
——３０年中央农村工作文件制定访谈录（之一）
新华社北京１０月７日电（记者陈芳、宋振远、刘健）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事业，发端于农村。改革开放３０年，围绕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中央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政策文件，包括数个中央全会文件和１０个中央“一号文件”。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央农村工作文件准确把握保护农民物质利益、尊重农民民主权利、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改革主线，加速了城乡协调发展的历史进程。
站在改革开放３０年的新起点上，如何评价中央农村工作文件特别是１０个“一号文件”的历史作用？农村改革发展的政策轨迹和未来走向如何？为此，记者近日专访了参与中央有关文件起草工作的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和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段应碧。
３０年迈出三大步 凸现两个重要时期
记者：农村改革发展３０年，阶段性比较明显，各自有什么特点？
陈锡文：我国农村改革３０年，主要是迈出了三大步，第一步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核心，建立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机制，保障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第二步是以农村税费改革为核心，统筹城乡发展，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第三步是以促进农村上层建筑变革为核心，实行农村综合改革，解决农村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３０年来，为推动农村改革和发展，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出台的农村工作文件不下４０个，其中包括１０个“一号文件”，足见党和政府对“三农”工作一直十分重视。
记者：３０年来中央针对“三农”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文件，特别是１０个“一号文件”的发布，迎来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时期，这是巧合吗？
段应碧：３０年来，中央分别在改革初期（１９８２年到１９８６年）和新世纪初（２００４年到２００８年）发出１０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记录了农村改革前进的步伐，闪烁着农民首创精神的光辉，也彰显出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
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初，５个“一号文件”启动了中国农村发展的第一个重要时期。主要拉动力是农民首创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极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集中释放了压抑已久的农村社会生产力，一举解决了中国人吃饭问题。从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８５年，农民收入年增长率超过１０％，出现了超常规增长。那时候农民是欢天喜地，城里人也高高兴兴。
陈锡文：新世纪５个中央“一号文件”，主线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贯彻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精神，实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战略转变。受一系列惠农政策的支持，我国“三农”工作出现重要转机，粮食连续５年丰收，农民收入年均增长超过６％，又一个农村改革的重要时期到来。
如果说改革初期５个“一号文件”，着重解决了农民经营自主权和人民温饱问题，为推动其他各领域的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那么，党的十六大以来连续出台的５个“一号文件”，则以科学发展观为主线，以多予少取放活为方针，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对农民实行免税和直接补贴，开启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阶段。农村改革３０年的两个重要时期，反映出两个时期农村改革的力度很大。
记者：除上述１０个中央“一号文件”外，３０年来还有许多重要的中央农村文件，其历史作用同样十分重大。请谈谈其中还有哪些重大的支农惠农举措？
段应碧：回顾农村改革３０年的历程，中央领导集体对“三农”工作始终非常关注，高度重视，也很熟悉。总是在关键时刻及时采取切实措施，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把农村的各项事业推向前进。
改革初期５个“一号文件”之后的一段历史时期，每年都要对“三农”工作进行研究，出台相关文件。特别是１９９３年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以后，每年都要召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这些文件归纳起来主要有３个方面：一是发展农业生产，二是增加农民收入，三是保持农村稳定。
具体地讲，１９９８年以前，重点是抓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减轻农民负担和扶贫工作。通过增加农业投入、建设商品粮基地和提高粮食价格等措施，１９９８年我国粮食产量超过１万亿斤。针对当时农民负担重的情况，１９９６年中央出台１３号文件，就减轻农民负担规定了若干个“不准”和“严禁”，有效地遏制农民负担日益加重的趋势。此间，中央还先后召开了３次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加大扶贫力度，基本实现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１９９８年以后，重点是调整农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和推动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１９９９年中央提出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为此，出台了调整农业农村经济结构和改革农村税费的政策，从增收和减负２个方面采取措施，为新世纪最终取消农业税打下坚实基础。
一条“红线”：保障农民物质利益，尊重农民民主权利
记者：如果将３０年来中央农村工作文件连在一起看，这其中所体现的基本精神和原则有哪些？
陈锡文：一句话，经济上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政治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提出来的对待农民的准则，中央农村工作文件特别是１０个“一号文件”，很好地把握了这条农村改革的“红线”。
上世纪８０年代，邓小平同志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９０年代至世纪之交，江泽民同志指出，实现跨世纪发展的目标，难度最大而又非完成不可的一项任务，就是保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他强调，必须更加重视和加强农业，把农业和农村工作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开创农业和农村工作新局面。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强调统筹城乡，强调科学发展，强调社会和谐。党对“三农”问题的认识，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不断创新。
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党对工农、城乡关系的认识有了重大突破。胡锦涛总书记讲过的三句话很有代表性。第一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第二句，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第三句，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历史新阶段。这些话最终都指向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伟大目标，即建立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实际上，这也正是新世纪５个“一号文件”的政策指向。我们就是要通过给农民平等权利，给农村更多支持，给农业更多反哺，加快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
记者：新世纪以前，中央农村文件各自侧重点是什么？在政策连续性上有什么内在逻辑关系？
段应碧：改革初期５个“一号文件”基本取向是“破”，即突破原有的人民公社体制。当然“立”也在其中，即确立家庭联产承包制度，但“破”是主要的，尤其是前３个“一号文件”。首个“一号文件”，明确了各种联产承包方式都是集体经济内部的责任制，这给了农民很大选择，把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体制打破。接下来的几个“一号文件”，先后回答了包产到户“姓社姓资”、延长土地承包期、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等重大问题，进一步解放了思想，引领了农村改革。
上世纪８０年后期至９０年代，针对农村出现的“卖粮难”、农民负担加重、农民增收缓慢等矛盾，中央又连续出台文件，求解“三农”难题。如提出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提出并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９０年代中后期提出在沿海发达地区和大城市郊区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等等。正是在这些政策措施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的实践努力和理论探索，中央不断加深对“三农”问题的认识，终于在新世纪提出统筹城乡发展、“两个趋势”的判断、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战略转变，最终形成了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系统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体系。 |